文學2013：碎片化的時代想象

　　轉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寫作之前可能懷著各種整體的設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顧這三百多日的閱讀，最大的感受卻是想象的碎片化。腦中飄拂的是記憶的云朵，我們再也無法通過滿地零星的碎片拼貼出一個時代的整體圖景，這就是文學的真實之處。

　　長篇小說：

　　老作家自我重復，“70后”介入歷史

　　2013年，長篇小說在量上依然保持強勁的勢頭，代表性的有賈平凹的《帶燈》、馬原的《糾纏》、韓少功的《日夜書》、閻連科的《炸裂志》、林白的《北去來辭》、余華的《第七天》、蘇童的《黃雀記》、陳希我的《移民》、須一瓜的《白口罩》、艾偉的《盛夏》、喬葉的《認罪書》、田耳的《天體懸浮》和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長篇小說的境遇在今天無疑是有些尷尬的：一方面小說家們樂此不疲，覺得不寫長篇愧對作家身份，編輯們和批評家也對長篇小說有特別的期許，20世紀以來小說的優勢地位仍在持續；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實沒有整塊的時間閱讀長篇，不要說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專業的大學生，也沒有太多的時間投入長篇，中小學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詩歌淪為自娛自樂之后，隨著數字化強勁的傳播趨勢，小說尤其是長篇也正在墜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賈平凹、韓少功這一代老作家，無論從藝術形式還是表達內容，都很難再給我們提供真正的新奇。盡管《帶燈》比起《秦腔》來說似乎明亮、干凈了，“帶燈”這樣的鄉村女干部形象的確該受到文學的青睞，但年輕讀者已難于接受賈平凹的敘事節奏，書中提到的一些鄉村經驗比之于新聞報道并沒有多大的超越性，而賈平凹的傳統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讓人迷戀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韓少功的《日夜書》中“知青”已退為敘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復著他的知青經驗。韓少功自出道以來就被認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這頂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風吹不掉，成為他寫作的桎梏。他的寫作過于倚重左腦，而心房卻被裹緊，不能在作品中袒露自己的內心，因而沒有塑造出親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來辭》在個人經驗書寫的基礎上有所擴大，向“復調”靠攏，她的寫作路徑顯示了一個以自我為圓心的女作家在不斷破繭而出的努力，強烈的抒情意味沿著敘述輻射開來。這一代人擅長處理歷史經驗，即便是日常生活也會因視點拉開距離而被歷史化?；剡^頭來看，他們的歷史經驗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其成長經驗，敘事焦點依然在他們出發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奮、高產，弊端是對時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顧。他們沉浸在敘事的幻境，不厭其煩地自我重復！這是老一代作家與年輕讀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隨身體一起衰老，墜入日常生活的漩渦之中——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對余華來說，死亡就像一個木樁，他就是那匹圍著木樁旋轉的老馬。從《現實一種》開始，余華的視角就盯著家庭的內部：暴力、血腥是從無意識開始的，在家庭的每個角落流淌。余華筆下的“家”當然不同于巴金等現代作家們革命敘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惡淵藪，是年輕人要反對、離開的地方；而余華的“家”失去了這種整體反抗價值，只是一個符號，大家因為血緣或倫理而居住在一起，這個家與國毫無關聯，甚至也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父親這個形象，存在一個由權力向愛和溫暖變化的軌跡，尤其是那些養父?！对S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后來用賣血的方式修復了與養子一樂的關系；《第七天》的核心情節是敘事者“我”在冥界中尋找養父，尋找與回憶穿插安排在時間的縱軸上，其他人的情節則被安排在空間的橫軸上展開。“新聞串串燒”的詬病并非沒有道理，因為這類新聞事件缺乏直接的、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更重要的是未能與主要情節發生有機聯系，這些只是純粹的事件羅列而不是敘述者對生活的反映。新世紀以來，余華執著地尋求一種打破由他的小長篇創立起來的線性敘事結構，他試圖廣延敘事空間，讓當下生活與歷史交集，增添敘述的豐富性和主動性。盡管這種追求在《兄弟》和《第七天》中沒能達到預期目標，但這種自我擴張的努力和不屈不撓的掙扎，使我依然對他抱著期待。

　　蘇童的《黃雀記》圍繞一樁強奸案敘述“昔日頑童”被此案改寫的命運，故事仍然發生在香椿樹街，但物是人非，保潤、小白和柳生都被這樁強奸案改變了。從這個標題已顯示了蘇童的寫作重心在于營造宿命感，每個人以不同的途徑抵達自身的命運。但我以為一個長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夠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單獨成為文學寫作的目標(蘇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樣致力于此)。蒼茫的宿命感必須與深邃的歷史感和鮮活的當下生活結合，人物的主體性才能確立，人物形象才能豐盈而親切。瘋人院中那段金錢和權力的博弈很有當下感，最終老人拔出了別在腰間的槍，這是一把權力的槍，也是一把歷史的槍！多么有意味的細節，可惜被作者順手又放下了?！饵S雀記》中才華橫溢的蘇童沒能給我們提供更豐富、更有力道的精神會餐，南方的陰暗、潮濕讓他沉溺在童年記憶中難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夢魘恐怕是馬原的“糾纏”，就像這本書的封面一樣，是一場難以擺脫的驚悚。生硬植入大段與遺產繼承法相關的條例，不是增加陌生感的方法，沒有人渴望在閱讀小說中獲得百度的功能。像馬原這樣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進入文學史，躺在先鋒小說的搖籃里。這不是一個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題材問題，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細枝末節的問題，而是關乎一個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問題。一位劍走偏鋒的先鋒作家如果不能有與之并駕齊驅的思想資源，很快就會讓我們聽到奇葩枯萎的聲音。我以為只有那些與心靈自由相關的“糾纏”才值得大書特書，而其他細枝末節的都是些無謂的糾纏。

　　喬葉的《認罪書》顯示了“70后”對“文革”的“介入”敘述，這種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種與經驗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話傳說、鬼怪志異，總能曲徑通幽地找到經驗的源頭。過去的歷史如何源源不絕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傳統的現存性何在？喬葉通過如洋蔥般紛繁復雜的多層次敘事抵達歷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離，過多的巧合讓讀者在人物關系網中迷失，某種程度上削減了敘事的力量。田耳的《天體懸浮》依然執著于偵探題材，不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內部展開，壟斷兇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執法人員！田耳的佴城不再是個詩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強權意志的叢林法則。“黑夜觀星”是個反都市的意象，讓人重新回到廣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個體與浩瀚星空的精神聯系。天體的懸浮是由人心觀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終映射出來的是我們的心象。

　　中短篇小說：

　　契合時代節奏，窺探當下痛點

　　中短篇契合時代的快節奏，能夠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認當下的指痕，在冷靜的書寫中灌注熱情，讓文學超越廉價的安慰劑，諦聽這個時代內部的喜怒哀樂。

　　方方的《涂志強的個人悲傷》這個標題很有意味，讓我想起《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諷氣味彌漫開來。方方用相對客觀的敘事態度，對涂志強自強不息的一生娓娓道來，她甚至沒有蓄意去涂抹這種悲傷。敘述讓涂志強“進城”過程中碰到了諸多好人，給字里行間送來縷縷暖意。但他們臨別贈言無一例外地是讓他當大官，這是否也蘊含著官本位時代的底層想象？這是一個21世紀新型的“進城”故事。20世紀文學書寫的是農民進城，比如《駱駝祥子》、《人生》、《陳奐生上城》、《到城里去》……他們是徒手空拳地進城，失敗是難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強懷揣大學文憑，短短幾十年過去，“天之驕子”的稱號不翼而飛，知識本身貶值了。文憑沒能幫助涂志強當上官，甚至不能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處境不過重復了他家在鄉村的境遇。涂志強的個人悲傷因此具有了時代性。我們曾經信奉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過去了，“知識”這一唯一讓底層進入社會中層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強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給過他幫助、給過他溫暖同時也有小小的嘲諷和微不足道的傷害，但沒有人能幫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絆腳石——身份以及與之相伴的貧困。涂志強來不及悲傷、來不及感慨就與他的必然命運相逢。他的故事顯示了社會最根本的“斷裂”——這是不以個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奮斗為轉移的“斷裂”，是知識也無法修復的斷裂，是徹底的、不可逆轉的斷裂。所以，他的個人奮斗和悲傷顯得尤其驚心，具有深刻的當下性。陳啟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則臣的《六耳獼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見的城市》(《北京文學》2013年第10期)也是“進城”敘事，只要我們的制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進城”就仍將盤踞文學的半壁江山。

　　讀阿乙的《春天》(《收獲》2013年第1期)，耳邊回響著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個生機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滿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強的死亡一樣具有內在的必然性。自殺是偶然的，但蘊藏在自殺背后的邏輯是必然的。春天與世界的隔膜而荒誕的關系，是“現代”文明的副作用的體現。

　　畢飛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學》2013年第3期)、魯敏的《小流放》涉及當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側重。畢飛宇更看重全球化時代風暴(“大雨”)對個體的裹挾，魯敏實寫近年來盛行的父母為獨生子女升學而過的“陪讀”生活。教育是當下的熱點話題，且蘊含著民族的未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隱憂從文本中傳遞出來。

　　尤鳳偉的《中山裝》(《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將軍兒子回故里贈送遺物為主線，展示了當代社會欲望的復雜性；老家的養子想要一件“中山裝”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會與底層社會的“斷裂”與對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長的篇名將當下與歷史勾連起來。李佩甫的《寂寞許由》(《鴨綠江》2013年第8期)以掛職副市長的視野呈現廣闊的新官場“現形記”。薛憶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個文本，現在經過修訂再次在《作家》上發表，這是電子產品日新月異的升級時代的寫作嘗試，比那些改頭換面的重復性經驗寫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選中的攝影師》(《新世紀周刊》2013年第11期)雖是短篇，但其歷史縱深度并不亞于某些長篇，作者將敘事直接對準攝影家和照片背后的歷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論攝影》，告訴我們攝影藝術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F在我們已經普遍接受歷史是敘事的結論，文本將敘事之刀插入歷史腹地，探討攝影是“記錄”歷史還是“創造”歷史，個人與歷史的復雜關系等諸多問題。這部短篇堪稱薛憶溈創作史上的標志性作品，是敘事的極度精簡與歷史容積最大化的探詢，首尾呼應的結構也值得稱道。

　　東君《我能跟你談談嗎》(《十月》2013年第1期)讓我想起蔡東的短篇《往生》，臨終關懷這個敏感的題材是青年一代對身處的老齡化社會的思索與回應。無獨有偶，張怡微的《試驗》(《創作與評論》2013年第6期)也以獨特的方式處理老人的內心經驗?！锻酚迷娨獾恼Z言實寫已退休的兒媳伺候家公的艱難；《我能跟你談談嗎》針對老人的身體疾病與精神困苦探討生與死，教授與農民、北京與故鄉的人物和空間設置讓小說的時空容積幾何倍增，這是敘事的魔術。伍爾芙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曾輕描淡寫地談到一個偉大的寫作常識——“要讓一個人物真實，必須同時平凡地和詩意地想。”蔡東的《凈塵山》(《當代》2013年第6期)踐行了這個原則。她在平凡處打探詩意，當大家無謂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卻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內部的結核。對于多次減肥失敗的女主人公來說，那一身堆積的肉就是她的噩夢；而對于只有兩件襯衣的男同學，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籠。臃腫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狹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現實，這就是時代給我們每人一個量身定做的牢籠，“凈塵山”只是一個遙遠的想象。

　　李敬澤的《趙氏孤兒》(《花城》2013年第5期)寫得隨心所欲，既有小說的氣象，也有隨筆的思想，以歷史的酒杯澆當下的塊壘。張惠雯的《醉意》(《人民文學》2013年第3期)延續了她一直以來的寫作風格，像榨汁機一樣不厭其煩地從細微褶皺處榨出人生的滋味，縱使淺淡處，也能引起我們的一個激靈?！蹲骷摇?013年第1期刊出葉彌的《親人》、金仁順的《僧舞》和戴來的《前線，前線》、朱文穎的《性·動詞》，這組情愛題材的小說頗能顯示“70后”女作家的寫作變化。魏微、金仁順、戴來這幾年發表作品不多，我將這看成她們的休整期，她們是以靜制動，抵抗習慣性寫作。我對這種姿態充滿敬意，同時對她們的再度出發充滿期待。

　　賈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學》2013年第2期)、艾偉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上海文學》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鵲巢》(《人民文學》2013年第11期)、甫躍輝的《朝著雪山去》(《收獲》2013年第4期)、文珍的《錄音筆記》(《創作與評論》2013年第4期)、付秀瑩的《醉太平》(《芒種》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點，以不同的視角窺探時代的痛點。

　　非虛構寫作：

　　還原生活，還原歷史

　　非虛構成為這幾年的文學熱點不是偶然的：一是因為小說虛構的乏力，越來越多的寫作淪為空洞的能指，切斷了與現實的精神血脈；二是數字化時代，高速度的傳播方式讓我們隨時接受現實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虛構寫作既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盛的報告文學直面現實的勇氣，同時又告別了報告文學宏大敘事的美學指向，回復到與肉身息息相關的當下追問。非虛構寫作以親切的個人視角還原生活、還原歷史。

　　《父親的奧德賽》(《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崗第一次追溯父親的足跡，講述家族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顯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倫常烙著革命時代的印跡和悖謬。這類回憶文字很容易濫情，學者林崗以非常冷靜克制且帶點自嘲的筆調，從一個大的歷史視野呈現父親波瀾起伏的一生，“奧德賽”既是出發，也是回歸。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現代性追求的曲折與復雜。文本的敘述方式顯示了當代學者對20世紀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畢飛宇在自傳性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顧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長伴隨著時代不斷開放的軌跡和生活的氣息。從這種回憶中我們既看到了歷史的腳印，也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堂吉訶德”這位異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的徒子徒孫，這是無上的榮耀。難得的是作家沒有美化田園牧歌，始終如一的敘事態度大概也是非虛構寫作的困難所在。

　　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人民文學》2013年第8期)在雜志的卷首語中被稱為“歷史非虛構”，這個命名顯示出編輯內心的糾結。阿來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了瞻對清代兩百年的歷史。關于這次寫作，他說：“是因為察覺到這部地方史正是整個川屬藏族地區，幾百上千年歷史的一個縮影，一個典型樣本。”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曾經引起巨大的關注，他是以文學的方式敘述歷史，寫出了歷史河流上升騰的熱乎乎的生活氣息；阿來則將歷史的靈魂注入文學寫作中，使“瞻對”的歷史得以復活，民族精神藉此飛翔。

　　石舒清在《黃河文學》上的系列日記是靈魂的打坐，散發出掩卷靜思的安寧氣息，是對我們躁動心靈很好的撫慰。

　　王手的《溫州小店生意經》(《作家》2013年9月號)、陳離的《田田上學記》(《小說界》2013年5期)等作品細致入微地記載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們了解時代精神很好的個案。

　　2013年就在這絮絮叨叨的清盤中過去了。在清理的過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雙翼直上重霄。文學除了辨析時代印痕之外，還應該有更高更遠的指向和維度，這一維度曾擁有多個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來性，等等。（申霞艷，文學評論家，現居廣州）

（責任編輯：何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