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 任玉嶺
當今收入分配問題受到社會普遍關注。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總根子在于我們對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認識未能統一。要解決收入差距嚴重拉大問題，必須快刀斬亂麻，果敢地走出認識誤區，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重圍。要用鄧小平同志的“共富理論”統一認識，增強共識。要正確理解和準確把握小平同志關于讓少數人、少數地區先富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論斷。牢記小平同志指示的“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突出按勞分配
改革開放后，我們把市場經濟拿來為我所用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決不能全盤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做法，我們需要對國外的市場經濟理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同我們的優勢相結合。要在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創新思維的基礎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
我們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區別是能夠杜絕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為此，我國已發展至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必須要由不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做好統籌城鄉和統籌區域發展，并需區分經濟的存量與增量，民營與國有，對哪些更應該市場化，哪些更應該加強計劃需區別對待。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什么時候、不論什么經濟成分都必須市場化。只有加強對增量和國有成份的牽引和導航，下決心克服市場化的自由化、趨利性、盲目性和不確定性，才有可能遏制富的更富，窮的更窮。在創新分配原則方面，我們同樣需要拿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理論。
最近有人提出，工人除了獲取被雇傭的工資外，還應該“以勞為本”,參與企業的分紅。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很有必要在這方面從理論上進行突破。勞動力是極其重要的生產要素，無論生產部門的勞動者，還是從事服務業包括做餐飲、旅店、保安、保潔的勞動者，他們拿到的工資僅是企業成本的那部分，而今企業的紅利分配與他們無關。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者是商品價值中含剩余價值的唯一來源。商品經濟條件下，企業所產生的紅利應該有勞動者的一定份額，如果都被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拿去，勢必就剝奪了勞動力要素獲取剩余價值的分配權，也就是形成了剝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剝削，所以我們應該對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紅進行研究，并以此為突破口，突出按勞分配，理順分配關系，搞好分配制度的改革。
重視對投資和貸款走向的改革引導，把分流減少農民作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戰略舉措
要縮小收入差距，減少貧富分化，在中國除了改革收入分配之外，還必須解決好投資與貸款的配置走向?！坝绣X才能賺錢”,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中國的貧富分化，很大程度上與投資的過度集中和貸款的嫌貧愛富直接相關。為此，我們必須要對投資與貸款方向進行政策引導。對貸款配置走向進行必要調整。要克服市場自由化中的馬太效應，促財政資金和國企投入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特別是要向農業產區和農村傾斜。國有控股銀行的貸款也必須切出一定比例投向欠發達地區和農村。非此，就很難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進而引起收入差距向兩極分化。
還有一個影響向欠發達地區投資的問題是需要改革的，現在一些發達的大城市，本來土地升值了，土地指標沒有了，投資應該向欠發達地區轉移了，可是有的地方政府不僅不順應這樣一個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投資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反而讓發達的大城市從欠發達地區那里以兩三千元的地價，拿走大量土地指標，造成對投資的截留，使發達地區更發達，欠發達地區繼續落伍下去。為此，十分必要改革“占補平衡”的政策，堵截“異地平衡”的做法，促投資向土地便宜的欠發達地區流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要推動收入差距的縮小，必須千方百計推進中國的城市化，要把分流、減少農民，促農民變市民作為中國城市化的根本任務。只有更多的農民工在所工作的城市落戶了，住有所居了，才能使5800萬留守兒童解除遠離父母之苦，才能使數以千萬計的農村空巢老人，得到兒女的親情照顧。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的建設項目、資金投入的絕大部分都規劃投入到副省級以上城市，而隨資金、項目流動的農民工也必然絕大部分集中于副省級以上城市，副省級以上城市中的1/3或半數以上人口基本是農民工或是來自農村的小商、小販。副省級以上城市不放開戶籍，就必然造成大批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空巢老人問題的長期存在和難以解決。
建立最低和最高工資制度，實行國企利潤上繳，降低政府開支，擴大社保投入
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人均GDP的21%,而世界上是人均GDP的58%.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是平均工資的21%,而世界上是50%.為此，必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同樣，對最高工資也應該進行限制。最高工資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一是使企業高管的工資與公務員最高工資持平，特別是那些在政府與企業間可以隨意流動的高級官員，其工資收入應該與高級公務員保持一致。而公務員的工資，應該依消費水準劃分地區工資標準，同一工資標準地區的省、地、縣工資水準應該趨同，不同地區間也不易差別過大，最高工資應不高于全國平均工資的5倍為宜。
實行國企利潤上繳，這在國際上是一種慣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新西蘭、瑞典、韓國、挪威都是如此。他們上繳比例最高的達80%-90%.我國的國企幾經呼吁才上繳10%左右的利潤，有的國企用本來屬于國家、屬于人民的錢，大吃大喝，大搞福利。即使投資再生產，也是比較隨意。為了縮小收入差距，合理有效的利用國企賺來的資金，應下決心實行利潤上繳。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就必須使國企的收益納入公共財政，而非企業將利潤留存分配，而且必須使國企人員的進入向社會公開，而非內部頂替，或封閉指定。
再就是必須要降低政府開支，建設節約型政府，要搞好收入分配，防止兩極分化，10萬億的財政收入該怎樣切、怎樣用極為重要。
健全工薪階層收入增長機制，擴大社會保障，改革稅收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收入總值和國家財政收入均提高百倍以上，但是廣大居民的收入雖有明顯增長，而同前兩者的增長倍數卻相差甚多。特別是工薪階層的收入，在平均數的掩蓋下，收入增長就更顯得滯后。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需要改變收入不公，在國企工薪階層要實行同工同酬，在民企要實行工資協商制度。并需做好相應立法，以保證實施有效。二是需要實行職工工資與物價指數掛鉤，與經濟增長速度掛鉤，確保不因物價上漲，而致職工收入降低，確保職工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確保經濟發展成果讓人民群眾共享。
擴大社會保障，是搞好二次分配的具體的實踐。我們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長的國家財政，其使用重點需逐步移到社會保障上。如果社會保障不能有突破性的增長，財政收入這個蛋糕做的再大，仍然會因為蛋糕的切法有問題，給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2008年為例，我國社?？偼度雰H占財政的7.5%,遠低于德國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國的30.2%.由此看到我們財政對社保的投入還有巨大的空間，加大財政對社保的投入一定會對縮小收入差距做出重要貢獻。
再就是需要認真做好稅制改革。首先，我們需要增加遺產稅，增加贈與稅，恢復存款稅，實施物業稅。筆者在1991年去英國時，那里的工業部長告訴我們，英國的遺產稅幾乎是80%要交給國家的，其實這也是社會養老金的主要來源。中國現今的唯利是圖，貪污腐敗，很多是為了兒孫后代，如果沒有大額度遺產稅的問世，貪污腐敗也會愈演愈烈。因此，為了減少貪污腐敗，也為了更好的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應該盡早出臺遺產稅。而贈與稅、存款稅、物業稅，也和遺產稅一樣不僅是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且也有利于房地產的良性發展和貪污腐敗亂象的改善。對這幾種稅的起征點和累加辦法都應該以縮小收入差距為目標，且不可被既得利益者干擾和左右。不能像此前存款稅那樣，存多存少都收利息的20%,要針對廣大百姓的基本情況，留足留大起征空間，達不到一定數額的應予免稅，而一旦達到起征點的，就應該加大稅收力度，并且要依其財產額度進行高額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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